Miya回清迈摆摊了带着在印度制造的纺织品,像去年夏天一样整整齐齐的摆了一地。Miya是日本人,180几厘米的个子,身材纤瘦,及腰的长发,难免让走在他背后的男人想快步上前看看他的样子,回头一个却是一个男人的面孔,大眼睛,高颧骨,脸庞消瘦,鼻子和上嘴唇之间还有短胡须。
一身亚麻材质的着装,以素白和浅灰为主色调,给人一种禁欲的初印象,实际上他的确禁欲了四年,Miya是一个很难被被忘记的人,因为他全身都带着他的logo –麻叶,脚背上的纹身,衣服上的刺绣,就连扎头发的皮筋都是麻叶的图案。
去年六月在步行街靠近塔佩门的摊位上认识了Miya ,我和他的摊位只隔了一个ATM机。我和Ffish还有Don在ATM左边,Miya,J还有Rak,Mar在ATM机右边。Miya卖的是自己设计的,印度纺织的Tenugui(日式手巾,可做围巾,头巾,毛巾等用途,尺寸约为90*35cm,通常以天然染剂制成,纯棉材质,洗完之后只要一甩就能把谁甩出去,所以日本传统是工作时擦汗用)。
Miya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摊位,步行街旁边的店面刚拉下门帘,店面老板前脚刚走,他后脚就来了。他总是蹬着一辆复古样式的自行车,从步行街旁边的小巷子出来,到他的摊位前停下他的自行车,取出一个彩色条纹的尼龙袋,背对着人来人往,有条不紊的从袋子里拿出地摊布,再拿出折叠成小长方形的围巾,一列一列的摆放整齐。
近乎夕阳西下的阳光下,劳动中的Miya像一个勤劳的妇孺。地上的围巾已经摆放整齐,Miya紧接拿出几条样品,挂在门帘上,最后点上一支烟,准备开摊。Miya摆摊的样子,和电影给我的日本人的形象如出一辙,规规矩矩,一丝不苟。
Miya做事的态度,也和像《扁舟记》这样的电影给我的日本匠人形象一模一样——专注。Miya每天都在他的摊位缝衣服、缝包、缝裤子、绣花…他缝出的针脚和时间一样,每一秒都是一样的时间长度,他缝的针脚打着秒针的节奏,每个针脚之间的距离都一样。确切的说每个针脚之间是超过三秒的距离,因为Miya缝东西总是很慢,慢到每一秒的时间都在嫌弃他,一个20*15cm的包,他缝了两个星期。Miya缝的任何东西都会绣上麻叶,这是他的LOGO。
和Miya一起在步行街度过了一个夏天,Miya的摊位常常不开张,手工艺品本来就不好卖,买的人用原材料的成本费计算价格,而卖的人知道创意背后和手工的不易,不甘心低价售卖。就像有一年我在大学的食堂卖明信片,明信片都是以我当年旅行时拍下的照片为素材,那一年我背了一个48升的包,将近20公斤,装了日用品衣物,帐篷,相机和三脚架,搭车走了丝绸之路,徒步了新疆北部。
沉甸甸的包,压在背上,只为了定格住自己看到的美,为了尝试用多重曝光留住最美的光影,还背了三脚架。结束西北的旅行之后,存了将近500张的照片,回到学校后选了二十张照片,每一张背后都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故事,甚至有一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故事,每看一次都觉得活着真美好。
用这些照片片做了200张明信片,尝试这在食堂的饭桌售卖,因为那里的人流最大…一张售卖两元人民币,结果生意并不好,有一个热心的学经济的一位姐姐过来,告诉我:你这明信片价格标的不好,明信片背后的故事是你自己的情怀,买的人只会关心成本和好不好看。
那一年我还小,不经世事,内心有种不甘心正在膨胀,我很想反驳她,最后却不知道怎么措词去反击,内心那挣扎的要炸掉。可是等她走了一个多小时我才想好怎么反驳她:创作是无价的,对于少数懂它的人而言它是无价的,而对于大多人也是无价的。
Miya的围巾很薄,也不长,小小的一块布,即便是经过一番设计的,传承了日本文化,经过一个日本人和印度人的跨国合作穿梭经纬,最后从印度到清迈,背后的精力和时间的投入是无价也可以是无价的。
所以2017年经济不好的时候,很多摆摊人在价格上都妥协了,Miya坚持300泰铢的价格,自然也就卖不出去了。我们几个摆摊人,偶尔玩起比惨接力。第一个摆摊人说:我昨天没开张,第二个摆摊人说:我有两天没开张了,第三个人往后接力,而Miya总是最后一个。我们都大笑说:Miya你永远都是第一名。
去年九月Miya离开清迈去了印度,看他facebook上的动态得知,他去了印度几个以kasuri传统纺织方式维生的几个村子。今年一月份又回来了,带着新做好的tenugui,在原来的位置摆着。他回来后,我也没去看过他,只是在Facebook和INS上每天都能看到他的动态,每个动态的内容都大同小异,无非是哪个国家的人买了他的围巾,底下配上一张合影。旺季了,Miya似乎天天都开摊,因为我每天都能看见他的动态,突然很想念摆摊的日子。下个星期我想出摊。